聯合國報告稱,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迫在眉睫

聯合國報告稱,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迫在眉睫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的金貝灣,附近的一個半島保護著一片脆弱的珊瑚免受風暴的侵襲。一份新的聯合國報告稱,全球各國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保護這些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區。
攝影:DAVID DOUBILET,NAT GEO IMAGE COLLECTION

撰文:KATYA ZIMMER

  在2010年,沒人能預料加州會出現宛如末日的橙色天空,新冠疫情會讓全球經濟幾乎停滯。當時,來自196個國家的代表齊聚日本名古屋,試圖應對與氣候變化和人類健康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另一場全球危機。
 
  人口增長、消費和自然棲息地的改變正在迅速瓦解充滿活力的地球生態系統,引發了一場物種滅絕危機,威脅著人類最持久的遺產。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由除美國以外的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共同批準)設定了20個遏制生物多樣性減少的目標。近日,隨著一份重要報告的發表,全球各國政府也正式邁出應對挑戰的步伐。
 
  壞消息是我們失敗了。20個目標沒有一個完全實現,只有6個部分實現,這份報告再次提醒我們,人類迫切需要重新規劃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方式。這份文件長達220頁,綜合了科學證據、其他聯合國評估和各國的國家報告,其中透露出進步的曙光:只要我們采取行動,大自然就會運轉良好。如果我們能進一步擴大行動規模,人類在未來仍有希望與自然和諧相處。
 
  該公約的執行秘書Elizabeth Maruma Mrema說:“如果我們沒有在這幾個領域采取行動,情況會比如今的狀況更糟糕。”
 
瀕臨滅絕
 
  世界各國未能實現愛知目標(以公約締結地點日本愛知縣命名),這一點并不令人驚訝。2014年的中期評估已經表明,我們沒有走上正軌。去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的一項報告警告稱,未來幾年,由于棲息地破壞、污染、過度開采、全球范圍內的入侵物蔓延以及越來越嚴重的氣候變化,預計全球近900萬種動植物中的100萬種可能會瀕臨滅絕。
 
  CBD報告指出,雖然在過去的十年里,保護行動避免了11-25種鳥類和哺乳動物的滅絕,但滅絕的鳥類和哺乳動物卻更多,盡管報告沒有提供確切的數字。滅絕只是冰山一角。許多曾經很常見的物種正變得越來越稀有,并進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紅色名錄上更脆弱的風險類別。
 
  就在上周,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布了《地球生命力報告2020》報告,報告估計在1970年至2016年間,全球近2.1萬種哺乳動物、魚類、鳥類、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的數量平均減少了68%。德州農工大學的生物保護學者、紅色名錄委員會的成員Thomas Lacher說:“如果我們不能扭轉這些趨勢,未來就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滅絕事件,這的確會成為巨大的問題。”
 
保護地球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個目標(旨在保護地球17%的陸地和10%的海洋)已經部分實現。如今,15%的陸地和淡水環境以及7.5%的海洋環境都得到了保護。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達爾豪斯大學的海洋生態學者Boris Worm指出,盡管這絕對是“一個向好的進展”,但也有一些問題值得警醒。保護區并非總能得到很好的保護。例如,他的一些研究發現,許多歐洲海洋保護區允許破壞性極強的拖網捕撈,而其中的某些物種,比如鯊魚,實際上比保護區外的情況更糟。
 
  不同保護區還需要更好地連接起來,以便物種能在其中自由遷徙,獲得更廣泛的棲息地。政策制定者往往選擇指定經濟價值不高的偏遠地區作為保護區,但這些地區往往無法從保護中獲取很多收益。Worm說:“保護這些偏遠地區沒問題。但最終,我們還是得保護其他地區”。
 
  我們設法保護大片地區的主要原因是,創建保護區通常涉及環境機構的參與。不過,真正重要的事情——減少過度捕撈、森林砍伐、交通運輸、能源生產和農業帶來的巨大壓力,通常受到其他權力更大的機構的控制,而這些機構并不太關注CBD目標,總部位于肯尼亞蒙巴薩的印度洋沿海海洋研究與開發組織的海洋生物學者 David Obura解釋說。“CBD目標非常關注生物多樣性,但處理影響生物多樣性驅動因素的機構并不一定持有同樣的目標。”
 
減少人類影響
 
  比如說,盡管在漁業采用可持續捕撈方式的海域,魚類數量正在恢復,但全球漁業捕撈海產品的速度仍然遠快于其補充速度。根據CBD報告,作為陸地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儲存地,森林消失的速度在過去十年里放緩了三分之一,但消失仍在繼續。CBD目標旨在將自然棲息地的消失率至少減少一半,并恢復重要的退化生態系統,但并未實現。
 
  導致棲息地破壞的主要因素是農業。在過去的十年中,農業用地不斷擴大,已經覆蓋了地球近40%的土地。全球殺蟲劑和化肥的使用都沒有減少,二者是造成污染和海洋中眾多“死區”的主要原因。該報告指出,如果人們少吃動物蛋白,農業帶來的影響的可能就會減少。“如果我們的食物更多地來自食物鏈下層,或許一開始我們就不需要把那么多的土地變成農業用地,”Lacher說。
 
  有趣的是,世界各國在解決入侵物種方面取得了部分進展。入侵物種是導致物種滅絕的一大原因。飛機和輪船將這些入侵者帶到新的地區,并在新地區與本地物種競爭,可能會引發生態浩劫。不過,這一目標的進展可能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措辭,其中包括識別并優先處理入侵物種,這很容易做到,“無需采取任何實際行動”,挪威卑爾根大學的植物生態學者Vigdis Vandvik說。
 
  盡管新物種的入侵速度并沒有放緩,部分原因是缺乏貿易管制,但自2010年至今,已有近200種入侵哺乳動物從島嶼上清除,對當地野生動物來說是一個小勝利,Vandvik說。“我們現在處于初始階段,微小的勝利就是好消息。”
 
  CBD報告還提到了其他一些小勝利。比如說,我們在分享關于生物多樣性的科學知識和數據方面已經做的更好,更多國家簽署了一項限制瀕危物種貿易的國際條約。各國政府也增加了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投入,目前全球每年的投入資金在800億-900億美元之間。不過,與政府每年為可能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危害的領域撥出的近5000億美元(如化石燃料開采和某些農業活動補貼)相比,這一數字不值一提。
 
  只要人類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生物多樣性的破壞上,而不是對其進行保護,生態系統的供應能力就會惡化,從提供傳粉昆蟲、清潔水、肥沃的土壤,到靈感和快樂,不一而足。該報告稱,如果我們繼續以往的做法,到2050年,全球經濟損失將接近10萬億美元,更貧窮的國家將首先受到影響。我們對自然棲息地的干擾越多,可能引發大流行的病毒從動物傳播給人類的可能性就越大。
 
  “隨著人口的增加,經濟發展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大自然將在未來的幾十年里衰退,這是毫無疑問的,” Obura說。問題是,“我們能否在此過程的早期階段阻止它?”
 
是愛知2.0還是有意義的改變?
 
  解決辦法是“變革性變革”,這一詞語在整個報告中出現了14次。這不僅意味著更好的措辭、更具體的目標和衡量各國進步的具體方法,還意味著將生物多樣性置于決定我們所有政策的核心,決定我們如何生產、消費以及如何建設城市和農田。該報告還補充說,我們還需要將氣候變化控制在2℃以下,否則它對生態系統的破壞性影響可能會蓋過我們針對生物多樣性采取的所有積極行動。
 
  CBD最近公布了一份“零排放草案”,這將成為明年在中國昆明舉行的談判的基礎,屆時與會者將制定未來十年的新目標。不過,自然保護協會的高級政策顧問Linda Krueger擔心,這份文件還不足以引發有意義的改變。“要想讓它具有變革意義,就必須要求各國,明確承諾減少工業、農業和基礎設施——所有供應鏈的影響。這在政治上會很難實現,但如果做不到,我們就無法應對這一挑戰,難以阻止生物多樣性減少。”
 
  在理想情況下,立法者應該正式承認生物多樣性是人權的基礎,而不是人類活動的利益沖突,蘇格蘭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的環境法專家Elisa Morgera說。“一旦你把人權考慮進來,你就會意識到,這不僅是關乎一種特定植物或微生物的問題,而是關乎每個人的(健康權、清潔水權和食物權)切身利益,于是會談的性質就變了,政府就必須更認真地對待這些事情。”
 
  國際生物多樣性土著論壇的聯合主席Ramiro Batzin說,新目標還應該具有約束力。他指出,盡管土著居民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許多國家仍然不尊重土著社區的傳統知識,這也是另一個失敗的愛知目標。人類與自然之間“必須存在一種平衡”,Batzín說,“我們可以從生物多樣性中獲取需要的東西,但不能對其過度壓榨。”
 
  從歷史的角度看,愛知目標的失敗并不奇怪。有意義的改變很少,且僅來自上層,挪威斯塔萬格大學的環境歷史學者Dolly Jørgensen說。相反,歷史告訴我們,變革往往從底層開始。在現代史上,一些最著名的環境勝利往往是由受到動員的個人或團體推動,其核心是對企業的需求,這些需求促使企業提供更好的選擇,進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最終引起決策者的重視,比如全球范圍內禁止工業捕鯨和歐洲海貍的恢復。
 
  “個體聚在一起,可以組成整體,因此每個人的作為都很重要,”Jørgensen說。

(譯者:流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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